青年与社会经济:高质量就业不是靠下令,而是靠建设

每当西班牙国家公共就业服务局(SEPE)发布一份从性别视角分析社会经济领域青年就业的报告,总会重演同样的仪式:乐观的标题、几张图表,几周之后便无人问津。我在这篇专栏中想提出一个不太中听的观点:社会经济是帮助年轻人获得第一份稳定工作的最佳工具之一,但只要我们不把性别差距和就业不稳定当作它们本来的样子——设计上的问题,而不是运气不好——这个承诺就只能兑现一半。

一条有着真实优势的入职通道

合作社、劳动者所有制公司、特殊就业中心、融入型企业:社会经济的体系具备一些特点,理论上正好契合一位二十五岁、想要找到第一份正式工作的年轻人的需求。它们通常倾向于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决策权的分配更加扁平,并且在许多情况下让就业扎根于本地,从而遏制年轻人才从小城镇外流。

此外,社员劳动者这一模式还能提供普通劳动力市场很少给予年轻人的机会:较早地参与企业的所有权和决策。做得好的话,这既是一所管理学校,也是一种储蓄方式。在一个住房获取和独立生活都取决于是否拥有稳定工资的国家,这绝非小事。

性别视角不是附录

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社会经济领域的女性占比相当可观,但这本身并不意味着平等。一个女性员工众多的团队,可能同时存在管理层的”玻璃天花板”、女性集中的岗位薪酬偏低,以及更多并非自愿的非全日制工作。如果在观察青年就业时不按性别、工时类型和职责层级进行拆分,那就只看到了半幅图景。

因此,我认为公共机构以性别视角发布这些分析是正确的。但是,没有后果的诊断只是文学。如果数据显示,年轻女性入职的比例与男性相近,却更早陷入停滞,那么答案不能只是一场宣传教育活动:它必须体现在获得扶持的准入标准中,体现在真正接受审计的平等计划中,也体现在连小企业也要覆盖的薪酬透明制度中。

少一些橱窗式激励,多一些可衡量的稳定性

针对招聘和集体创业的激励措施,一直是我们就业政策中的常客。我批评的并不是这些措施的存在,而是它们的设计。一项在招聘当下就用完的补贴,奖励的是入职,而不是留任。更合理的做法是把一部分扶持与职业轨迹挂钩:年轻人继续留在企业并不断成长时,扶持的力度应当更大,并且用公开、可比较的指标来评估,而不是靠新闻通稿。

还有一个不那么光鲜的障碍:行政负担。设立合作社或劳动者所有制公司、履行会计和税务义务、为补贴做申报说明,这些都要耗费时间,而缺乏配套支持的年轻团队恰恰没有这样的时间。如果我们希望社会经济能够规模化,就必须简化手续,并在最初几年提供陪伴式支持,因为许多项目夭折,并非因为缺少好点子,而是因为被繁琐的行政手续耗尽了精力。

我的结论很简单。高质量的青年就业不是靠下令得来的,而是靠建设:靠分类拆分的数据,靠与留任挂钩的激励,靠这样一种环境——在其中创办并维持一家集体企业,不必同时身兼管理者、会计和法律顾问。社会经济拥有模式上的优势;现在需要的,是让政策跟上这一优势。

在 Zythos Business,我们每天都看到,税务、劳务和会计管理如何决定一个小项目是蓬勃发展还是半途而废。我们为个体经营者、中小企业和社会经济组织提供陪伴式服务,让繁琐的文书工作不再成为阻碍:各项义务按时办妥,工资核算准确无误,账目清晰明了,方便做出决策。当行政事务运转顺畅,年轻人才就能把精力投入到真正重要的事情上——工作与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