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来，经济分析师和投资者一直将战争视为一种“外源性冲击”：一种不可预测的尾部事件，它会短暂地扰乱市场，然后最终回归均值。这种范式已经终结。战争已经从一种不可预见的风险，演变为现代经济和投资分析中的一个内生性、持续性因素。
直接的破坏成本在区域层面仍然是毁灭性的，正如对中东和北非 (MENA) 冲突的分析所示，那里有数百万人的生活受到直接影响。1 然而，间接的、全球性的影响正显示出更强的结构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FMI) 和世界经济论坛 (WEF) 发布的2025-2026年经济预测不再将地缘政治风险视为脚注。3 相反，“碎片化”和“地缘政治不确定性”现在是基准模型中的核心变量，这些模型预测全球增长将保持温和，并呈现“脆弱的韧性”。6
FMI 在其2025年10月的《世界经济展望》(WEO) 中预测，全球增长将保持温和，2025年为 $3.2\%$，2026年为 $3.1\%$，低于历史平均水平。7 这种结构性放缓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地缘政治摩擦抑制了贸易和投资。地缘政治风险已从“尾部事件”（即低概率、高影响的风险）转变为“持续变量”：对增长的持续拖累和通货膨胀的驱动因素。
本报告的核心论点是，现代冲突不仅在实体战场上展开，也同样在商品市场、SWIFT支付网络和海上运输路线上演。本分析旨在剖析这一新范式的经济结构，展示战争如何成为后全球化时代定义资本配置、货币政策和企业战略的结构性因素。
大宗商品冲击：作为战争武器的通货膨胀
冲突向全球经济传导的最直接渠道是通过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最近在乌克兰——欧洲的“粮仓”和“加油站”——以及中东——全球能源枢纽——发生的冲突表明，供应中断已成为一种强大的经济武器。5
能源的“武器化”与1973年的教训
现代冲突重新引发了人们对能源安全的担忧，而这本应是1973年石油危机后吸取的教训。11 当时，欧佩克 (OPEC) 的禁运暴露了西方对能源依赖的脆弱性。12 正如Cesce的一份分析指出的那样，当时的对策是供应来源的多元化和替代能源的开发。12
然而，2022年爆发的乌克兰战争在欧洲能源市场引发了更尖锐、更集中的价格冲击。欧洲央行 (BCE) 关于直接冲击的数据是残酷的：在入侵后的头两周，布伦特原油价格上涨了约 $40\%$，鹿特丹煤炭价格上涨了 $130\%$，而荷兰TTF天然气价格更是飙升了 $180\%$。13
欧洲的反应是对其能源安全进行了一次被迫的、代价高昂的重组。14 俄罗斯管道天然气的损失 16 是通过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所称的“生存策略”来管理的。15 该策略包括将美国的液化天然气 (LNG) 进口量翻一番，从2021年的290亿立方米 (bcm) 增加到2022年的700亿立方米。15
然而，这种向全球LNG的快速转型不应与“战略自主”相混淆。12 1973年的危机教会了西方多样化其化石燃料来源，而2022年的危机则给欧洲带来了更深刻、更昂贵的教训。它只是将对相对廉价的俄罗斯管道的依赖，转变为对更灵活但结构上更昂贵的美国和卡塔尔LNG运输船的依赖。15 现在正在实施的真正战略教训是，真正的自主并非来自进口化石燃料的多样化，而是来自通过大规模加速对国内可再生能源的投资来减少需求。15
这种不对称的能源冲击也在货币政策上造成了根本分歧。美国作为能源净出口国 15，其通胀更多是由国内需求驱动的 19，而欧洲则遭受了直接且使其衰弱的能源供应冲击。13 这种通胀冲击性质上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美联储 (Fed) 和欧洲央行 (BCE) 在加息周期的时机和力度上的分歧。20
粮食冲击与全球不安全
乌克兰战争不仅影响了能源；它还中断了“世界粮仓”。22 黑海港口的封锁以及对地球上最肥沃地区之一农业生产的冲击立即产生了反响。俄罗斯和乌克兰不仅是谷物的关键出口国，也是化肥的关键出口国。24 这场战争威胁到全球粮食系统的崩溃 22，价格飙升，带来了严重的粮食不安全风险，对最脆弱的进口国，特别是中东和北非的国家，造成了不成比例的影响。1
冲突驱动的通胀冲击 (2022-2024)
| 大宗商品 | 峰值涨幅 % (乌克兰入侵后) | 冲突驱动因素 | 数据来源 |
| 天然气 (TTF) | $\sim 180\%$ | 俄罗斯天然气武器化；北溪管道中断。 | 13 |
| 煤炭 (鹿特丹) | $\sim 130\%$ | 发电用煤替代天然气。 | 13 |
| 石油 (布伦特) | $\sim 40\%$ | 制裁及对俄罗斯供应中断的担忧。 | 13 |
| 小麦 | $\sim 50-60\%$ (期货指数) | 黑海港口封锁；作物被毁。 | 22 |
| 化肥 | $\sim 30-40\%$ (关键指数) | 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主要钾肥生产国）的制裁。 | 24 |
贸易动脉受阻：供应链危机
如果说大宗商品冲击是第一拳，那么第二拳就是对全球物流大动脉的持续攻击。现代冲突越来越多地在海上咽喉要道展开，在这些地方，一场地区冲突就可能造成不成比例的全球经济痛苦。26
最清晰的案例研究是红海危机。为回应加沙冲突，胡塞武装对商船的袭击，迫使几乎所有主要航运公司改变了亚欧航线，避开苏伊士运河，转而绕道非洲好望角。27
这对供应链数据的影响是立即而严重的：
- 运输时间： 绕行使航程增加了10到15天。2024年2月的一份报告量化了从亚洲到欧洲的运输时间增幅：到鹿特丹增加了 $46\%$，到阿尔赫西拉斯的增幅更是达到了惊人的 $51\%$。27
- 保险成本： 海上战争风险保费在危机前微不足道（约为船体价值的 $0.05\%$ – $0.07\%$），现已飙升。28 在危机最严重时，保费达到了船舶价值的 $0.7\%$ 到 $1.0\%$，这仅仅是为期7天的单次航行。28 对于一艘价值1.5亿美元的现代集装箱船来说，这相当于每趟航程增加150万美元的成本。2025年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也带来了类似的压力。31
- 运费成本： 这种中断导致集装箱运费极度波动。已从疫情高点回落的德路里世界集装箱指数 (WCI) 经历了急剧反弹。32
运输时间增加 $51\%$ 的影响远不止燃料成本的增加。它宣告了“准时制” (Just-in-Time, JIT) 库存模式的死刑，该模式在过去三十年里主导了供应链管理。JIT模式依赖于绝对的可预测性；15天的延迟不是不便，而是模式的失败，它会导致装配线停工和货架空置。
因此，企业被迫从“准时制”转向“以防万一” (Just-in-Case, JIC)，持有更大的安全库存以对冲这些中断。这一看似简单的转变，在全球各地的仓库中占用了数十亿美元的营运资本。这是战争带来的隐性永久成本，它降低了资本效率，并成为企业利润率的拖累。
矛盾的是，这场危机对航运业本身却是一条金融生命线。由于新船集中交付，该行业在2024-2025年面临严重的供应过剩风险。33 绕行非洲的航线通过将船只束缚在更长的航程上，人为地吸收了这种过剩运力。结果，2024年的运费保持在高位，使承运人受益。35
这对投资者而言，得出了一个关键结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25-2026年航运业最大的金融风险反而是和平。中东的持久停火将重新开放红海航线 34，立即使所有“被困”在长航线上的运力得到释放，导致市场运力泛滥，并引发运费暴跌。
量化红海中断的影响 (2024-2025)
| 影响指标 | 基准数据 (2023年Q3) | 峰值数据 (2024-2025) | 商业影响 | 数据来源 |
| 运输时间增加 (亚洲-鹿特丹) | N/A | $+46\%$ | “准时制”中断；燃料成本。 | 27 |
| 运输时间增加 (亚洲-阿尔赫西拉斯) | N/A | $+51\%$ | “准时制”中断；燃料成本。 | 27 |
| 战争风险保险费 (% 船体价值) | $\sim 0.05\%$ | $\sim 1.0\%$ | 运输固定成本急剧增加。 | 28 |
| Drewry WCI (美元/FEU, 2025年11月) | $\sim 1,500$美元 (2019年均值) | $\sim 1,959$美元 | 可变成本波动；输入性通胀。 | 32 |
金融“武器化”与货币碎片化
最重大且最持久的冲突可能不是物理上的，而是金融上的。“金融武器化” (weaponization of finance) 37——一个描述将经济工具和基础设施用作国家武器的术语——已经从理论走向实践。2022年，西方针对一个G20国家（俄罗斯）的协调反应，引发了对以美元为主导的全球金融架构的根本性反思。
金融“核选项”：SWIFT与储备冻结
西方的反应是双重的，且史无前例。首先，将俄罗斯主要银行排除出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SWIFT) 报文系统。39 SWIFT本身不转移资金，但它是安全的报文“管道”，允许银行就跨境交易进行沟通。41 切断SWIFT访问权限实际上是将一个银行系统与全球金融隔离开来。40
其次，更具冲击性的是，冻结了俄罗斯央行存放在西方管辖区内价值数千亿美元的外汇储备。37 这一行动粉碎了长期以来认为存放在海外的主权债券是不可触碰的储备资产的观念。
反弹：构建平行体系
虽然这些制裁对俄罗斯经济造成了沉重打击 39，但其更深远的长期影响是激励了不结盟国家建立替代方案。这对北京、新德里或利雅得释放的信息很明确：如果你们的外交政策目标与西方相悖，你们的金融储备和贸易渠道就可能被撤销。37
这种认识加速了平行支付系统的发展，导致全球金融体系出现分叉：
- 俄罗斯的替代方案 (SPFS)： 在2014年最初的制裁之后，俄罗斯开发了自己的金融信息传输系统 (SPFS)。在2022年被排除出SWIFT之后，莫斯科加快了其扩张步伐。到2025年，SPFS已发展到连接20多个国家的数百家机构，创建了一个具有制裁弹性的贸易渠道。38
- 中国的替代方案 (CIPS)： 中国一直在推广其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CIPS)。43 必须强调的是，CIPS不是SWIFT的简单复制品。SWIFT是一个报文系统，而CIPS是一个用于人民币 (RMB) 交易的真正结算系统。43 其增长引人注目：2024年，CIPS处理了175.49万亿元人民币（约合24.4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42.6\%$。截至2025年6月，它已拥有176家直接参与者和1500多家间接参与者，遍布121个国家。45
- 金砖国家的替代方案 (BRICS Pay)： 扩大后的金砖国家集团正在积极开发“BRICS Pay”。46 在喀山峰会上批准的目标不是创建一种新货币，而是建立一个去中心化平台，连接现有的国家支付系统（如俄罗斯的SPFS、中国的CIPS和印度的UPI），以促进本币贸易，完全绕过美元。47
美元的主导地位受到威胁了吗？
里士满联邦储备银行的分析认为，放弃美元比看起来要困难得多。50 美元的主导地位建立在深厚的网络效应、其资本市场无与伦比的流动性，以及SWIFT本身是货币中立的这一事实上。50 此外，像人民币这样的关键替代货币仍然受到中国资本管制的限制，这使其作为真正的全球储备货币的吸引力下降。51
然而，这种分析可能忽略了关键点。真正的风险不是CIPS将取代SWIFT，也不是人民币将一夜之间取代美元。风险在于分叉 (bifurcation)。世界不是在走向一个后美元时代，而是在走向一个金融两极分化 (financially bifurcated) 的未来。52
在未来，将存在一个以美元/欧元为中心（G7）的金融集团，通过SWIFT运作；同时存在一个平行的集团（金砖国家+和“全球南方”），使用CIPS、SPFS和BRICS Pay组成的网络，以本币进行能源和大宗商品贸易。53 对于跨国公司而言，这种情况是一场合规和财务管理的噩梦，因为它们将被迫在两个具有不同规则和风险的支付系统中运营。42
这种“武器化”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各国央行对“储备资产”的定义。2022年之前，美国国债被认为是最终的“无风险”资产。对俄罗斯储备的冻结表明，它们并非没有风险：它们承载着地缘政治风险。对于一个不结盟国家的央行来说，持有美元或欧元储备意味着其国家储蓄受制于西方的外交政策。这解释了为何各国转向黄金——一种实物的、无法被扣押的资产，我们将在下一节进行分析。
市场的脉搏：波动性、国防开支与避险资产
资本市场实时处理战争风险，将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转化为价格行为和资本流动。这种行为揭示了一种双重投资策略：一种是防御性（规避风险），另一种是机会主义（寻求利润）。
“恐惧指数” (VIX) 与避险资产 (黄金)
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是波动性的主要驱动力。芝加哥期权交易所波动率指数 (CBOE Volatility Index, VIX)，俗称“恐惧指数”，衡量标准普尔500指数未来30天的隐含波动率。55 该指数在危机期间急剧飙升，在冲突期间经常跳至20以上（警戒区）甚至40以上（极端恐慌）。56 事实上，地缘政治波动已变得如此持久，以至于分析师正在开发更精细的工具，例如“地缘政治风险”指数（有时称为 VIX-GEO），以将这种波动源与更传统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区分开来。59
为应对这种结构性不确定性，投资者以及至关重要的各国央行，已蜂拥涌入传统的避险资产。黄金在2024年和2025年创下历史新高。62 摩根大通私人银行2025年3月的一份分析报告维持对黄金的积极看法，将“高度的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和“各国央行的强劲需求”确定为关键驱动因素。64
各国央行购买黄金并不仅仅是传统的“避险”。这是对基于美元的金融体系不信任的实体表现，正如前一节所讨论的。不结盟国家的央行正在积极地将其储备从可能被冻结的西方金融资产中分散出来，转向一种实物的、中立的、政治上无法被扣押的资产（黄金）。
新兴“增长行业”：国防
战争最直接、最可预测的经济后果就是对更多武器的需求。“和平红利” (peace dividend) 时代——即冷战后以军事预算缩减为特征的时期——已经戛然而止。
全球军费开支猛增。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SIPRI) 2025年4月的一份报告显示，2024年全球军费开支达到了 $2.718$万亿美元。这代表着实际增长 $9.4\%$ 的惊人增幅，是至少自冷战结束以来最陡峭的年度增长。65
所有地区的支出都在增长，但最剧烈的增长发生在冲突地区或其附近 65：
- 支出最多的五个国家（美国、中国、俄罗斯、德国和印度）占全球总额的 $60\%$。65
- 德国 的支出增加了 $28\%$（达到 $885$ 亿美元），成为世界第四大支出国。65
- 波兰，作为北约的前线国家，其支出增加了 $31\%$（达到 $380$ 亿美元）。65
- 以色列，深陷加沙冲突和地区紧张局势，其支出猛增了 $65\%$（达到 $465$ 亿美元）。65
这种由纳税人资助的大规模支出为国防股创造了长期的繁荣。晨星 (Morningstar) 2025年3月的一份分析将国防开支激增描述为该行业持续的“顺风”。67 莱茵金属 (Rheinmetall) 和劳斯莱斯 (Rolls-Royce) 等欧洲公司的订单量已膨胀至创纪录水平。晨星的分析上调了国防收入预测，预计欧洲国防支出占GDP的比例到2029年将达到 $3.1\%$（高于此前预测的 $2.4\%$），到2032年将达到 $3.5\%$。67
2024-2025年的资本流动揭示了市场情绪中的深刻矛盾。投资者正在执行一种“杠铃策略” (barbell trade)：他们同时购买对冲系统崩溃的保险（黄金），以及那些直接从导致崩溃的原因中获益的公司股票（国防）。这种双重策略是碎片化、多极化世界的典型投资主题。
国防开支的激增 (2024年数据)
| 国家/地区 | 2024年支出 (美元) | 实际同比增幅 % | 冲突驱动因素 / 含义 | 数据来源 |
| 全球 | $2.718$万亿 | $+9.4\%$ | 冷战以来最快增幅；“和平红利”终结。 | 65 |
| 德国 | $885$亿 | $+28\%$ | 对乌克兰战争的反应；达到北约目标。 | 65 |
| 波兰 | $380$亿 | $+31\%$ | 北约边境的大规模军事现代化。 | 65 |
| 以色列 | $465$亿 | $+65\%$ | 加沙战争与地区局势升级（黎巴嫩、伊朗）。 | 65 |
| 俄罗斯 | $1490$亿 | $+38\%$ | 全面战争经济；占GDP的 $7.1\%$。 | 65 |
| 股票 (STOXX欧洲国防) | N/A | 历史新高 | 基于有保障的国家收入的投资理论。 | 67 |
结构性重组：“友岸外包”的出现
除了对大宗商品和物流的短期冲击之外，冲突最深刻、最持久的影响是全球供应链的永久性重构。过去三十年建立在效率至上（寻求最低生产成本）的全球化模式正在被 dismantling，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基于韧性（寻求最安全供应）的模式。
这个新范式有几个名字：“近岸外包” (near-shoring，将生产移近本土)、“回岸外包” (reshoring，将生产迁回本土)，或“友岸外包” (friend-shoring，将生产迁至政治和经济价值观一致的国家)。68 其战略目标是减少对敌对国家的依赖，或减少对易受地缘政治咽喉要道影响的供应链的依赖。69
这一战略是企业董事会对第二和第三节中确定的战术问题所作出的合乎逻辑的长期回应。当一位首席财务官 (CFO) 看到天然气价格飙升 13 和运输成本激增 28 时，他再也无法向股东证明，依赖地缘政治敌对地区的单一供应商或依赖穿越冲突点的单一运输路线是合理的。
“友岸外包”将地缘政治风险内化为“销售成本” (COGS)。虽然在墨西哥或越南建新工厂的单位成本可能高于中国，但“风险调整后总成本”——现在包括了长达数月中断的代价——要低得多。
当然，这种重组也有其自身的代价。FMI和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CEPR) 警告说，这一趋势会导致全球贸易的进一步碎片化。69 这种碎片化降低了效率，（通过抵消全球化的收益）提高了消费者成本，并可能通过制造相互竞争的经济集团来加剧地缘政治紧张局势。69
尽管存在成本，但外国直接投资 (FDI) 的流动表明，这种重组已经开始。数据确定了两个明确的赢家：
- 案例1：墨西哥 (近岸外包)： 作为美国“近岸外包”战略的直接受益者，墨西哥在2023年超过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进口伙伴。71 FDI流动证实了这一点：2025年上半年，墨西哥吸引了 $343$ 亿美元的FDI，同比增长 $10.2\%$。72
- 案例2：越南 (友岸外包)： 作为“中国+1”战略（旨在使亚洲制造业多元化）的一部分，越南已成为一个神经中枢。73 FDI一直是其增长的重要动力，截至2024年底，累计FDI存量超过 $3220$ 亿美元 73，并在2024年12月创下了 $253.5$ 亿美元的流入历史新高。74
然而，对墨西哥FDI数据的深入分析揭示了一个更微妙的趋势。在2025年上半年的 $343$ 亿美元FDI中，高达 $84.4\%$ 来自已成立公司的利润再投资，而非“新投资”。72 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的一份报告解释了这个谜团 75：企业并不（一定）在承担从零开始建造新的超级工厂的巨大资本风险。相反，他们正在使用“轻资产” (asset-light) 模式——例如分包、合同制造，以及利用墨西哥IMMEX计划下的“庇护公司” (shelter companies)。75
这是“隐形近岸外包” (stealth nearshoring)。企业正在重新调整生产，利用墨西哥的现有基础设施，实现对中国的多元化，从而在不确定政治和贸易环境中，无需大规模资本支出即可获得供应链韧性，以此对冲风险。19
“友岸外包”赢家：FDI流动 (2024-2025)
| 国家 | FDI指标 | 数据 (时期) | 来源 / 投资性质 |
| 墨西哥 | FDI总额 (2025年上半年) | $343$亿 (同比增长 $+10.2\%$) | 72 美国“近岸外包”的强大吸引力。 |
| 墨西哥 | 利润再投资占比 (2025年上半年) | $84.4\%$ | 72 “轻资产”增长；扩张现有业务。75 |
| 越南 | FDI (2025年10月) | $213$亿 (累计) | 74 “中国+1”多元化的关键受益者。 |
| 越南 | FDI存量 (2024年底) | $>3220$亿 | 73 深入、长期地融入全球供应链。 |
创新悖论：战争的“衍生”科技
在经济学中，“破窗谬论” (broken window fallacy) 76 正确地告诉我们，战争的破坏是净损失。重建一座被摧毁的工厂并不能创造新财富；它只是替换了本可用于其他生产性目的的损失资本。然而，尽管破坏是损失，但有针对性的军事支出确实会加速特定领域的创新，创造出具有军民两用 (dual-use) 77 应用的“衍生” (spin-offs) 科技。79
特别是乌克兰战争，已成为21世纪军事技术的实时研发 (R&D) 实验室。80 全世界见证了以下领域令人难以置信的快速发展：
- 无人机战争： 使用廉价、改装的FPV（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 81、无人机蜂群 82 和3D打印武器。83
- 人工智能： 在战场上使用AI进行目标识别和自主作战。83
- 海战： 乌克兰开发的海上无人艇 (USV)，有效压制了俄罗斯黑海舰队。85
这一创新周期正由一个新兴的“国防科技” (DefenseTech) 初创公司生态系统推动。在战争的紧迫性和欧洲战略自主需求的推动下，仅2025年，欧洲军事科技初创公司就筹集了创纪录的 $14$ 亿欧元。87
这种现象代表了对20世纪军事创新模式的逆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巨额政府支出（曼哈顿计划、V2火箭）创造了技术，几十年后才产生民用“衍生品”。76 今天，这种流动已经逆转。是民用技术（消费级无人机、商业AI软件、3D打印机）正在被灵活的、由风险投资支持的初创公司用于战场。87
这意味着，返回民用经济的“衍生”将几乎是瞬时 (instantaneous) 的。在黑海完善的AI 84 和自主导航 85 解决方案，在自主货运、仓库物流、精准农业和基础设施管理等领域有着直接、即时的应用。
然而，这种低成本技术的迅速扩散也带来了新的经济风险。冲突的“溢出效应” (spillover) 不再仅仅是经济上的（天然气价格），而是物理上的。俄罗斯正在迅速扩大自己的无人机生产规模。80 2025年9月，多架俄罗斯无人机侵入波兰领空，迫使华沙机场暂时关闭。89 这一事件展示了一种新的经济攻击媒介：使用低成本武器瘫痪北约经济枢纽和关键基础设施的能力。
在碎片化的全球经济中航行
正如FMI所描述的，2025-2026年的全球经济以“脆弱的韧性” 6 和 $3.2\%$ 的温和全球增长 9 为特征。这种结构性疲软并非周期性低谷；它是冷战后全球化支柱不断受到侵蚀的结果——这一过程因冲突而加速和推动。
“和平红利”的时代——即自1990年以来推动繁荣的、以低国防开支、纯粹成本优化的供应链和一体化的能源市场为特征的时期——已经结束。
我们已进入一个由永久性“地缘政治税” (geopolitical tax) 所定义的时代。这种税不会出现在任何纳税申报单上，但每个公司和消费者都在支付它。这是一种以下列形式支付的税：
- 更高的能源价格： 优先考虑GNL供应的安全性而非管道天然气效率的成本。15
- 更高的运输成本： 战争风险保险费 28 和绕行航线额外燃料的成本。27
- 更高的商品成本： 建立冗余 (redundant) 和“友岸外包”供应链，而非成本优化供应链的成本。69
- 更高的政府预算： 在更危险的世界中运作所需的创纪录国防预算的成本。65
- 更高的资本成本： 为对抗所有这些地缘政治摩擦所产生的结构性通胀，而必须采取更紧缩货币政策的成本。19
对于投资者、高管和分析师而言，地缘政治风险不再是需要管理的尾部事件，而是需要计入成本 (priced in) 的核心变量。在当今碎片化的经济中，资本配置、供应链管理和企业战略都必须从对战争的经济分析开始。
